魏少军与“中国芯”

    魏少军小资料
    1958年5月生于北京，工学博士。现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清华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微电子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国家“八六三”计划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专项专家组专家，中国通信工业协会理事会副会长等。
    1977年高中毕业的魏少军走进邮电科学研究院，开始4年的学徒生活。
    1982年直接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成为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1984年重新跨入邮电科学研究院。
    1985年赴比利时学习，工作。
    1985年至1987年任比利时西门子ATEA公司研发部研究工程师。
    1989年至1992年任比利时ARAMIS公司研究员。
    1991年获比利时蒙斯理工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工作4年。
    1995年以博士后身份走入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
    1996年受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时任院长的邀请，就任仅有8名员工的院集成电路设计中心主任。
    1998年就任由集成电路设计中心转制而来的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电子分公司总经理。
    2001年12月就任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魏少军今年44岁，扣除孩童时期，中小学的11年和在国外学习工作的10年，他给自己在国内的成长和成功留了16年的时间。他对这间断的16年是这样分配的：1年待业，4年学徒工，3年研究生，1年工程师，1年教师和6年教授兼企业家。
    6年间，他带领的大唐微电子从一个典型的科研机构转变成为独立面向市场的高科技企业，成为中国微电子产业中的佼佼者。在2001年6月17日开幕的中国国际智能卡博览会上，一个造型别致新颖、在天空中无限伸展着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一系列打着“完全国产化”标记的智能卡开发成果在自豪地向世界宣布：这个领域不再是外国产品的一统天下！一群闯入了中国人不曾进入的智能卡集成电路世界的年轻中国人，在自己洁白的衬衣上，自豪地印上了鲜红的“大唐——中国`芯`”。而魏少军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
    去年底，魏少军出任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我们从昔日微电子公司领军人身上看到了他那永不满足的微笑和强烈的“不安分”，也似乎看到了大唐电信新的一页正在翻开，因为这个从小到大从未停止过思考的人，正在用自己的亲身经验讲述着什么叫做真正的成功。
    可以想象，多年以后，魏少军坐在家中的小院子里，喝着清茶，捧着心爱的书，回忆从前的时候，他的故事和他的中国芯一样也会成为一个神话，就像很多年前他所向往的一样。

　　创业篇
    前传：两个决定
    魏少军的命运是从24年前的一个决定开始改变的。曾经只想安安分分地当一名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人的魏少军，当时没有想到因为这个决定,之后的事业竟然会如此轰轰烈烈。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已被北方交通大学运筹学专业录取的魏少军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不去上这个学。理由很简单、也很幼稚：从初中就开始在家中折腾着组装收音机、电视机的魏少军认为运筹学不外就是铁路调度，而火车出了事他得坐牢。
    当时在中科院工作的父母很开明，说，不去就不去吧！于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魏少军就继续在当时的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当学徒工，继续做着他高中时的国营企业的工人梦，继续骑着单车每天上下班，直到几个月后这种周而复始的生活才让他第一次感到了不满足。
    那是1978年的暑假，童年的伙伴们带着大学校徽兴高采烈回来的时候，魏少军突然间感到无地自容。“第一批大学生是何等荣耀啊，可我当时却还是一个学徒工”，20多年后谈起这件事，还是让他感到有种无形的压力。
   于是自觉无脸见人的魏少军又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3年内不看电影、不看电视、不玩，每天学习，要通过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劳动，实现自己的上学梦，别人上大学，自己在家学，到时候和他们一起考研究生。就这样，别人在大学用了4年时间学完的东西，他3年就全部自学完了。回忆起自学大学课程时的艰辛，魏少军既自豪又坦然。“自学时两麻袋的演算纸，在家放了10几年都舍不得扔，上面清清楚楚地写满了做了好几遍的《高等数学》、《普通物理》等课程的习题”。
    考上清华大学研究生的时候，魏少军的成绩是中上，总分416.5，对他这个完全靠自学成才的年轻人，应该说是非常好的成绩了。后来成为他的恩师的朱雪龙教授一口咬定说：“我要定这个孩子了。”魏少军说起考上研究生时的情景喜形于色，像个考试得了满分的小学生。“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做不成的事。”对于“老三篇”中的《愚公移山》所阐述的精神，吃了10年西餐的魏少军坚信不疑，时代在变，翻天覆地，只有这一点点人生哲学才是最实在的。
    1984年的秋日，怀揣着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证书和工学硕士学位证书，魏少军重新迈进了久违的邮电科学研究院的大门。第二年，他就奔赴比利时，又拿学位又工作又教书，一直呆到了1995年。

　　报恩：无怨无悔走我路
    魏少军走上创业之路是因为报恩。
   “士为知己者死”。1996年初，当时的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请回国不久的魏少军创办研究院的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大唐微电子的前身)并主持工作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加上他整个中心一共只有9个人，工作地点是研究院办公楼里一个偏僻的角落，冬天，呼呼的北风会钻进门缝寻找温暖。
    可魏少军留在这里的念头没有被寒风冻结。“研究院的领导对我很好，说要读书你就读吧。即使是我在比利时的10年，研究院还一直保留着我的公职，工资一直照发。”他觉得做人要真诚，尤其是要讲信用、有良心。研究院对他实在是很好，而他又是个传统而知恩图报的人，也觉得欠了研究院很多。早在1978年，还在当学徒工的魏少军对后来成为研究院副院长的某个领导说想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就得到了大力的支持。领导不仅减轻了他的工作，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而且多方面给予帮助，他的人生从此发生了改变。这份感激魏少军一直藏在心里，后来就化成了创办大唐微电子的动力。
   就是在经过3年的艰苦创业，魏少军带领大唐微电子公司迅速崛起，成为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设计、自主开发、自主生产的集成电路设计和生产企业，成为国产IC公用电话卡芯片最大的供应商和中国电信指定的IC电话卡芯片供应商和IC电话卡模块生产商，并被中国电信指定为第三代公用电话卡安全模块研发基地。
    如果说当初创办研究院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是因为报恩，那么放弃国外的优越环境回国创业则是魏少军10年西餐吃出的民族意识。1985至1995在比利时的10年，魏少军曾经在西门子公司当了两年研究工程师，获得比利时蒙斯理工大学博士学位后，又留在学校当了4年的助理教授。可偏偏他是一个内心躁动、永远不知满足的人，坚信外国有的中国也能有，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于是他放弃了优越的条件跑回国内把自己“沉”到了中国电信产业这块土地上。

　　创业：我们一直在努力
    1997年，时任研究院集成电路设计中心主任的魏少军决定开发IC电话卡芯片。
    5年前的中国，虽然芯片制作水平比国际上落后了10几年，但是整机系统装备的技术水平并不低。很多人说，这东西有什么好做的，市场上已经有了，而且全是国外品牌，肯定竞争不过；再说IC卡的芯片技术并不是集成电路的最尖端，也出不了成果，何必吃力不讨好！可是魏少军就是要做，他不信外国的东西就那么好，他偏偏要做出中国自己的IC电话卡芯片，偏偏要在100%的国外品牌中打开自己的市场。
    在魏少军的努力下，IC电话卡芯片开发项目被邮电部列为当时的重点科技发展项目。经过魏少军和他的同事们的奋力拼搏，1998年底当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刚刚转制成为大唐电信微电子公司时，成功地推出了国内第一枚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完全国产化的IC电话卡芯片，让整个世界为之一振。现在中国60-70%的IC电话卡的芯片都是大唐电信做的，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彻底摆脱了IC电话卡芯片完全依靠进口的窘态，还标志着内忧外患的中国电信设备产业又有了一股新鲜的力量。这股力量不禁让独霸中国电信业近20年的国外厂商们倒吸一口冷气，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霸主地位受到了挑战。
    直到现在魏少军还深深体会着当初做IC电话卡芯片的艰辛。刚开始生产的时候，魏少军他们几个人每天都跟有神经质一样，半夜一个电话惊醒以后撒腿就跑回车间看看哪儿出问题了，尽管往往是虚惊一场。首张IC电话卡芯片做出来了，但是问题也来了，这个测试不合格，那个测试不合格，一下子10几项不合格。他们有点失望了，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走到哪里想到哪里。
    面对客户严格地近乎苛刻、奢侈的要求，魏少军用忙碌来抵御不时袭来的懈怠感和信心的动摇。有时候为了客户一个小小的要求几十个员工不得不一起熬几个通宵。现在想想，魏少军却特别感激客户。正是因为这种严格的要求和克服重重困难的过程，把大唐微电子带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如果当时没有高标准严要求，差的技术可能就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现在就是想跨也跨越不过去。”
    当大唐微电子一举成为中国电信的主要IC电话卡芯片供应商，面对以往梦寐以求的大量订单的时候，魏少军却心情异常平静。他觉得做企业家的乐趣体现在过程中，一步一步地战胜困难才是最令人喜悦的事情，而这种喜悦是很奇怪的，会随着成功的临近而逐渐削弱。几年前魏少军曾拍着桌子说，如果拿到第一个订单，他一定开一瓶香槟来庆贺。但当真的拿到订单的时候，大家却围坐在桌子边上，非常平静。
    从第一张订单，到完成生产，到拿到奖励，到成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十大优秀创业者之一，以及后来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魏少军都没有太多的激动。他说他体会到了钱学森先生在获得各种重要奖项时的平和心态。任何成功后的喜悦，都不如回忆创业过程的艰辛更令人感到踏实。
    当然，魏少军也有因过分自信而犯错的时候。
    吃到IC电话卡芯片甜头的魏少军在涉足SIM卡领域的时候充满了憧憬。当在8K内存的SIM卡芯片赚了一笔小钱后，他觉得自己的芯片是世界上最好的，有点想当然了。但商场的残酷使得他们的芯片根本就没有生存空间可言，因此在做16K的时候一下子赔了。魏少军开始反省，客户要的是实实在在，不是徒有虚名，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想当然。必须忘记以前的成功，重新开始。
    2000年4月初，一段没日没夜的日子终于迎来了曙光。第一批5000张预付费神州行SIM卡移交天津移动通信公司后，两周之内销售一空。几乎每晚12点后才睡觉的魏少军坐在沙发上舒舒服服地吸了一口气，但不安分的他马上又系上领带开始做新的项目。
    180天后，中国首枚移动通信CDMA手机UIM卡专用芯片又在魏少军手里新鲜出炉。这使得大唐微电子公司的UIM卡芯片不仅具有了第一颗“中国芯”的殊荣，而且有望成为第一颗令世人瞩目的世界“芯”！
    如果说推出IC电话卡芯片是魏少军他们抓住了世界市场的一个尾巴，SIM卡芯片的推出，则是赶上了世界市场发展的主流，而UIM卡芯片的研制成功则使大唐微电子成为该产业领域里的领头羊，而魏少军就是微电子公司的领头羊。
    毫无疑问，魏少军成功了。
    2002年2月，魏少军以大唐微电子创始人的身份被评为首届中关村科技园区优秀创业者。魏少军站在领奖台上坦然地笑了，手捧鲜花的他两边站着微电子公司的4位领导。这种颇具有领导核心意味的布局是在2001年底确定的，他正是在那个时候成为了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新总裁。

　　总裁：崭新的开始
    2001年底，一片寒冬腊月晴朗的晨光中，当魏少军从大唐微电子的3层白楼走进18层的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的时候，一个新的念头就已在他的心里产生了，大唐电信一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到快速提升，这一天为期不会太远。
    刚当上总裁，有人善意地找魏少军说，魏总啊，你可千万别把这个企业做得太好，做得太好会得罪前任总裁。魏少军对他说，如果是为了我自己，谢谢你的好心，因为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为了企业我不能像你说得那样去做，而必须努力奋斗和拼搏。后来魏少军把这个的想法告诉了他的知己、公司的董事长，得到了董事长的赞同。
    于是魏少军放开胆子干了起来。
    他上任的第一个举措就几乎把整个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的信心“折腾”到最低点。作为“巨大中华”的一员，大唐电信在国内绝对是大企业，但他说大唐电信是个小企业，小不点儿一个，并且不失时机地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这个观点，以至于让很多肆意揣测的人怀疑大唐是不是想通过自降身价来掩盖某些玄机，或者是这个新任总裁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再或是他实事求是到了极点。
    其实魏少军是在寻找定位，寻找大唐电信的真正位置。他这样说自然有他的理由。拥有50亿元资产的大唐电信在大多数人眼里绝对不是个小企业，在国内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然而国际上在评论企业大小的时候是有标准的，魏少军说大唐电信一年的销售收入大约20几亿人民币，合3亿美元，而3亿美元收入的公司在国际上来看，就是个小企业。2001年，大唐电信入选《福布斯》杂志第三次评选的“全球最佳小公司”，因此魏少军认定一定要把大唐电信放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国际大格局来看。
    从体制上看，大唐电信也是个小企业。从有着几十年历史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演变而来的大唐电信实际上并非一个单一的经济实体，而是由很多单位组成的，在人员、产值、产业上讲都很小。
    思维方式上更是如此。魏少军毫不忌讳地承认到2001年为止大唐电信的思维方式还没有走出自满自足的小农意识圈子，用自己的人和自己的钱做事，喜欢画圈，圈里面都是自己的，别人不许动。而大企业、现代企业是用别人的人、别人的钱、别人的资产给自己做事，眼光更宽。
    魏少军认为有了定位就有了方向，小企业的定位可以帮助大唐电信继续赢得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电信产业这个特殊领域，很难指望一个企业拉动一个国家产业的发展。因此说起大唐电信集团最受关注的3G标准TD-SCDMA时，他认为这绝不只是大唐电信的事情，而是国家的事情。有没有大唐电信，对国家来说也许并不重要，但是如果丢掉TD-SCDMA这个标准，那么国家将失去的是标准背后1兆人民币的产业。魏少军和他的同事们迫切地等待政府的支持来推进TD-SCDMA标准商业化。很显然，这个标准的商业化过程不是排他的，而应是联合通信行业中有实力的民族企业来共同完成的。令大唐人欣慰的是，目前政府有关领导正在考虑这件事情。
    给大唐电信重新定位无疑是魏少军走马上任的第一步棋。 
    曾经只想在国营企业当一名全民所有制工人的魏少军现在最大的理想是把大唐电信办好，让她成为国际知名的企业，即使花上一辈子时间也值得。

　　策略篇
    企业哲学：实事求是
    如果说有一个人身兼教授、企业家两种身份，同时又是武侠小说迷、哲学爱好者，对毛主席的“老三篇”念念不忘，经常捧着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饥似渴，除了看书总也坐不住的话，那么这个人无疑就是魏少军。
   现实中的魏少军比照片上英俊很多，也年轻很多。坐在我们对面的他，两手交叉规规矩矩地放在桌上，浅灰色衬衫配深蓝色领带，干练而不失庄重。你随时可以从他的无框眼镜后面搜寻到一种年轻成功人士特有的睿智，却很难相信西装革履的他讲起“老三篇”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竟如此滔滔不绝。
    采访的时候，魏少军亲自为我们倒上水，开玩笑地说感觉像面对3位法官。因此当我们对他进行“三堂会审”的时候，魏少军很配合，以至于有时候我们甚至忘记了眼前的这位就是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
    魏少军说他的企业哲学是“文革”时期从众多教条中淘金淘出来的。
   “文革”的10年，魏少军从不懂事到懂事都是在这10年当中。10几岁时还在体校上游泳班的魏少军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老师昨天讲的话今天就换了个大方向。因此后来他当老师的时候时时提醒自己绝不给自己的学生这样的影响，人可以不去处理敏感问题，但是不能昧着良心。
    太多的人云亦云使魏少军不得不考虑当时年龄的孩子不该考虑的问题，但这段花钱买不到的经历有时候也让他沾沾自喜，因为思想的矛盾让他更早地学会了独立思考。独立思考的结果就是一个后来写在所有小学生和中学生课本上的再熟悉不过的东西：实事求是。
    说到实事求是，魏少军对一部反映邓小平生平的纪录片印象颇深。他的一位挚友很经典地将邓小平的经历和思想归纳为四句话：“跟着走，放一放，忘掉它，加把劲”。
    这也成为魏少军的企业哲学。“我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也要时时注意，对那些我们虽然觉得应该做但还看不清楚的事情先跟着走，对那些我们虽然觉得应该解决但还无力解决的事情先放一放，对那些我们虽然认为可以讨论但对企业发展没有实际作用的事情应主动地去忘掉，对那些已经看准的事情加把劲，快速推进。”
    跟着走--
    长征的时候，很多革命前辈都有让人点头称道的经历，可是很少听到邓小平的事迹。邓小平说，我那个时候年龄小，懂什么，跟着走就是了。
    魏少军刚做大唐微电子的时候也是跟着走，是跟着感觉走。当初公司还没有很好的商业模式，只是为其他单位做配套。魏少军认定微电子公司除了芯片设计，其余什么也不做。可当芯片可以投入生产的时候才发现微电子公司在产业上是不完整的，芯片做完了但没法生产。这给了魏少军一个深刻教训，现在他考虑事情的时候就一定要把所有的环节都考虑到。
    现在的魏少军是跟着大环境走，也就是适应环境。1992年的时候整个中国只有1000万部电话，人均1%都不到，几乎等于零。因此，靠规模占领市场是当时电信设备制造企业认准的发展模式。但是到了2002年，电话的普及率已经达到30%以上，城市已经高达60%、70%，有钱装电话的人都装了，有钱买手机的人都买了，情况发生了变化。
    “以前的大环境是跑马圈地，靠投资来拉动发展，以规模取胜，现在的大环境是效益拉动型，以个性化的服务取胜并带来商机。因此原来有优势的企业不一定还有优势，原来不那么有优势或没有优势的企业也未必就一定没有优势。”
    魏少军很幸运，他接手大唐电信的时候刚好是中国电信产业变型的时期。而每次转型都会淘汰一批企业，转的快、转的好才能够生存下去。适者生存，这个铁一样的规律也适应微电子产业的发展。
    放一放--
    在邓小平访问一个邻国时，好事的记者热衷于就敏感话题发问。邓小平以幽默的口吻回答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放一放，相信我们的后代会比我们有智慧，一定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
    不少关心大唐电信发展的人认为公司的发展速度太慢了，可魏少军认为这是正常的。“一个企业在某个时期应争取尽可能快的发展，但不要期望它发展得太快，因为快速发展的企业将面临很多问题，一些问题是很难一下子解决的，应该有意识地将这些问题放一放，稳住神，抓住主要矛盾。由于快速发展导致的各个环节的失调很可能是企业的致命问题。”
    “董事长说的‘非常规、跳跃式发展’在战略上无疑是对的，但是在实施过程当中，不讲实际，不注意着力解决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关键性问题，而去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就肯定要出乱子。”实际上微电子公司在发展过程中也有一段的快速发展期，原材料供应不足是当时的一个大难题，碰到机会想当然地多进了一些，结果赶上网络经济的泡沫破灭，钱变成了库存。
    魏少军觉得研究院转制而来的大唐电信市场基础较差，稳定发展是根本，对解决不了的事情要放一放，不能急。
    忘掉它--
    印度领导人与邓小平交谈中想争辩中印战争中是谁打的第一枪，邓小平说，你不在场，我也不在场，真实情况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且对今天无意义，我们何苦去争呢？忘掉它。
    魏少军忘掉的是荣誉。
    就在不久前，魏少军和几位大陆专家在美国硅谷做了一个系列报告，美国《世界日报》用很大的一个板块对他进行了采访和报导，可是魏少军说他不喜欢，还开玩笑地说怕引来FBI的麻烦。
    “荣誉说明的是过去。改革开放20多年了，我们回过头去看，当初那些名人中有多少人还在被人称道？一个人获得某种成功后，只能说明的他过去是成功的，3年以后能不让别人怀疑你的能力，不留给人话把柄就已经很好了。”
    看淡荣誉也许跟魏少军对企业家的认识有关。他用两句话来形容做企业家的乐趣。第一句是：企业不是人做的，因为做企业实在太难了；第二句是：企业不是常人做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企业家。做企业最大的乐趣就是迎接挑战和战胜挑战，真理的追求往往比真理的占有更可爱。
    加把劲--
    1992年视察深圳特区的时候，邓小平看到了自己亲自倡导的特区对发展中国经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十分高兴，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鼓励在深圳的年轻人加把劲干。
    魏少军是个看准了路不回头的人，只要他认准的事情，无论多大困难也阻拦不住他。在微电子公司作IC电话卡芯片时员工们都有体会，魏少军不仅鼓励员工在困难的时候要挺得住，他自己也是在任何时候都信心十足，以致于中国电信的一位领导说，就喜欢你们这种看准了非要干成不可的决心和毅力。
    魏少军经常问自己也问员工：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活下去并且发展起来？答案只有一个——市场。这个听起来一点也不新鲜的理论让魏少军认准了要走市场的路子。
    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很难，但是守望一个领域更难。“如果我们不能把一个研究成果真正变成一个产品，那么我们的所谓劳动和付出的艰辛很可能就半途而废了。”以前经常在实验室里待上几天不出来的魏少军现在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守望市场，不厌其烦地讲“从研发到市场”的重要性，并随时根据风起云涌的环境做出决策。
    同时他认为市场竞争暴露了大唐电信的软肋。脱胎于研究院的大唐电信在向通信设备制造商的转变过程中，还带着原有机制的弊病：专家学者多，经理厂长少；科研成果多，产品少，科研院的“以技术为导向”的观念根深蒂固。虽然他一直强调大唐正在从“技术耕耘”型的牛性向“市场拓展”型的狼性转变，可这个转化过程会很长，也很痛苦。
   但喜欢看武侠小说的魏少军充满了信心：总要经历一番痛苦才能修成正果。加把劲干是唯一的道路。

　　文化篇
    角色：教授和企业家
    有一次，魏少军给来应聘的一位博士面试，那个博士说怎么着都像和一个老师在一起。魏少军笑了，因为到现在他还是清华大学微电子研究所的教授和北京大学微电子研究所的兼职教授。
    魏少军是中国电信设备领域第一个身兼企业家和教授双重责任的人。如果用最精练的话概括学者和企业家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恐怕就是：学者的目的是“研”，企业家的目的是“用”。魏少军认为教授和企业家不是截然分开的，教授不一定戴着眼镜整天读死书，而企业家也不都是一派奸商形象。
    每年元旦前后，在清华大学当教授的魏少军总会请自己的学生一起吃饭，已经形成了惯例。一些成了他的员工的学生说起魏少军的时候既感激又害怕。感激的是魏老师对自己很关心，每次在清华园里不期而遇的时候总是不忘问问他们的近况、研究课题怎么样了；害怕的是自己的论文写得太潦草，对不起老师，而魏少军是出了名的严格。
    “有时候觉得他们做得太草，就想起了我扔掉的那两麻袋演算纸。我可能是‘恶婆婆带出的恶媳妇’，以前我的老师对我严格，给了我今天发展的资本，我也只能对学生严格，否则就对不起他们。”魏少军现在很遗憾没有更多的时间带学生，不过他认为这些孩子很聪明，很有主见，应该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自己闯。在他的感召下，学生们通过努力有了收获，魏少军也庆幸自己这个老师总算没有白当。
    对于教授创业，好多人对魏少军说，你这样学问也丢了，企业也做不好。吃企业螃蟹的教授魏少军可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这样的结合能够使学者眼光更远、能力更强，同时能够把所研究的新知识与企业的发展和运作密切地结合起来。中国能够经历各种风风雨雨、不断前进，与儒家崇尚读书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但是社会的发展又不能仅仅依靠读书。不论教授还是企业家，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学校是间接的，企业是直接的，但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学校里也有很多能够处理方方面面事情的教授，企业里也有很多学者型的领导。
    魏少军说得没错。现在很多企业家都是大学教授，最近成长较快的企业，往往都是大学教师出来创业的。
   “教授创业这种做法很可能是一种发展产业的方向，从对国家的贡献来考虑，是很好的。”魏少军很看好自己的“同行”的发展。当然，如果创业不成功，就要好好想想了。毕竟一个教授到企业去，要处理的问题远比在学校要复杂得多，如果一个模式不对，就要反省了。
    在比利时蒙斯理工大学，学生管当教授的魏少军叫“boss”(老板)，在国内，魏少军是“teacher”(教师)，魏少军认为，这不仅仅是两个单词的区别，而是整个体制上的差异。
    折腾：流水不腐
    有人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只有变革才有出路，才能发展。
    在魏少军手下工作过的人都说跟魏少军干活特累。因为魏少军做企业的理念是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实施创新的方法是折腾——折腾自己、折腾员工。他几乎在所有场合下都会提到创新。他绝不允许自己停下脚步，也不允许下属有丝毫的懈怠和停顿。但就是这样，与同类企业相比，虽然工资相对较低，大唐电信的人气却一直很旺。魏少军说这是“建光荣的国家队，做自豪的大唐人”的魅力。
    以前在微电子公司的时候，魏少军手下的所有员工每天上班都得上紧了弦，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魏少军会突然指着你说：这个不行，改。按魏少军说法是就是不能让这一潭水静下来。
    有一次，管理部门在大门口的告示牌上贴出了一个通知，魏少军路过看了后，来到了办公室对贴通知的小姑娘说：“做事就差一点点，再多两个字，就不会让大家产生异议了。”刚来不久的小姑娘连忙跑出去看，果然，因为少了两个字产生了歧义，于是赶快拿来马克笔给加上了。又过了一会儿，魏少军又跑到办公室说：“做事还差一点点，差的是一种做事的态度和精神。”于是，小姑娘赶快回收了那份通知，重新又整整齐齐地打印了一份贴了上去。
    现在魏少军虽然调到总公司上班了，可是他留下的折腾劲还一直留在微电子公司，他的继任者也染上了折腾的“瘾”。现在微电子公司每半年就变一回，并且推出一个新产品，每一个新品在研制成功后都有一个明确的规模市场。大唐电信的员工能够看出总裁的勃勃雄心。魏少军希望股份公司也要变，因为调整的过程就是适应的过程。
    “上至领导，下至员工，每个人都在变，这样的企业永远是新的，不变的话肯定出事。”他不知道他还有一句话也成了大唐微电子的经典——“我知道怎么做，可我偏不告诉你。”整个微电子公司就是靠着这种自己琢磨、自主创新的精神号召，成为大唐电信旗下愈显份量的增长点。
    魏少军身上好像有永远使不完的精力。几年来，他一直自己开着坦克一样的切诺基上下班。调到大唐电信总部上班后，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车就变成了流动办公室。公司为他专门配备了一名司机，几个月下来，经常跟着熬到后半夜，实在顶不住了，专职制便改成了轮班制，两位司机每两周轮流替换。大家经常在私下开玩笑说，两位师傅轮番上阵对付一个魏总。
    人才：我们的员工多可爱
    人才是什么？人才就是“道德+IQ+EQ”。
    魏少军的人才观首先是道德观。人才就是智商(IQ)与情商(EQ)的最优组合。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必须人品好，把自己放到企业中去。能力强人品好的当然要，相比能力强人品差的，他宁愿选人品好能力差的。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4年多来，领导层平均年龄下降了近20岁。员工队伍也由当初的“学生军”成长为具有丰富经验的战斗集体。
    魏少军从不奢望属下跟自己有一样的性格，他认为每个人的价值取向都是有差异的，每个人都有权找到发挥自己才华的机会，应采取宽容的态度，这是积德，也是清华大学校训中“厚德载物”的核心。一个离开大唐电信的员工后来说：做了几年的大唐人，觉得很辛苦，现在却要感谢这份辛苦，因为自己就是靠辛苦才支撑下来的。
    清华大学出身的魏少军正是凭着厚德载物吸引了更多的人。他从来不把员工当下属，而是支持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如果你要上房子，我就给你搬梯子”，魏少军如是说。很多微电子公司的员工一点也不怕和魏少军争论，直到死要面子的魏少军当面认输。爱看书的他还经常向同事、员工推荐一些书，管理方面的，做人方面的，面面俱到。
    灯火通明的夜晚，魏少军走在大唐电信总部的小路上看着忙碌的员工经常觉得对不起他们，有时候他们的愿望仅仅是能和领导照一张相，而自己却很少有和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机会。霓虹灯下，他感慨地说“我们的员工多可爱”的时候，充满了自豪，同时也有些许自责。
    也许，当他继续开着他的“坦克”切诺基上下班的时候，他在员工的眼中已经不再是个领导，而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