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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经世史学的开山--魏源

2009-8-10 03:09| 发布者: admin| 查看: 2174| 评论: 0|原作者: 魏良浩|来自: 网友上传

一代经世史学的开山
        ------魏 源(1794---1857)


        1802年春的一天,湖南邵阳的县衙大堂上,一群应试的童生正在挨个面试。当一名9岁的儿童被点到名走上前时,主试的县令指着茶瓯上画的<<太极图>>,念出一句 “杯中含太极”,要他续下联。只见这位童生看了看怀中揣着的2个麦饼,随即脱口应道: “腹内孕乾坤”。县令听后,不禁连连称赞:“好!小小年纪,才思敏捷,应对工整!” 这个小孩,便是后来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经世学风开启者的魏源。
        魏源,字默深,出生于邵阳县一个小官吏的家庭。其祖上原是地方上颇为殷实的人家,但到了父亲一代,已家道中落。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七、八岁时入家塾,平日手不释卷,读书通宵达旦。母亲怕他长此下去会累坏身体,便强行规定他每夜须按时灭灯安寝。他却经常趁父母入睡之后,偷偷起来挑灯夜读。长期的刻苦用功,使他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学业基础。15岁时,他成为县学生员,开始研习明代理学家王阳明的学说,并对史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处设法借史书来抄读。这样,到了17岁,其好学博闻,在当地已小有名气。
        1813年,年方20岁的魏源被选拔为贡生赴京,自家乡湖南北上。一路上,渡洞庭,过江河,登太行,游开封。凭吊前史遗迹,既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因目睹沿途饥民流离失所、卖儿鬻(yu4)女、辗转死于沟壑的惨状而触动起救世济时的书生怀抱,写下了不少关心时局和民情疾苦的诗篇。第二年,他再次随父入都,并在那儿住了3年。
        在人文荟萃的京师,好学的魏源如鱼得水,一面受聘在蒙馆担任塾师,一面寻师访友。先后向著名学者胡承珙(gong3)、姚学塽等求教当时思想学术界最为流行的汉、宋学问题,又向倡导今文经学的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传》,并与进步思想家龚自珍等结为至好,经常在一起切磋文章学问,讨论时事政治,从而大大开阔了学术视野,增进了对天下大势的了解。同时,他的诗文也开始在京城渐露头角,受到不少名流学者的赏识。
        这一时期,正值清朝统治由全盛的“康(熙)、雍(正)、乾(隆)之世”逐步走向衰落之际。统治集团日益奢侈腐败,大小官吏贪污成风,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起各地农民起义和民族反抗运动。身居清王朝统治中心地区的魏源,对此感受当然更为深切。出于对时局的关怀,他开始留意考察和研究财政、币制、治河、海运、漕运、水利、盐法、兵防等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 认为,现行的制度有不少已弊端百出,只有进行改革,才能挽救社会危机,重新振兴国家。并提出了一些经济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与此同时,他还对当时学术界盛行的那种脱离现实的烦琐考据、死钻牛角尖学风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大批知识分子不问时事,长年累月地沉迷于故纸堆中,皓首穷经,从事支离破碎的字句考证,实在是对天下“聪明智慧”的禁锢和极大浪费。为此,他与龚自珍等人在学术界极力倡导“经世致用”的观念,要求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特别是注重解决时代面临的各种急迫的实际问题。这些主张,在晚清学术思想界激起了巨大的反响。
1822年,魏源中了举人。在此前后,由于他积极倡导经世之学和究心时务,受到不少地方官的器重,相继邀其担任幕僚。1825年,复应聘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和《江苏海运全案》。在编辑《皇朝经世文编》的过程中,魏源将道光年以前清朝人有关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学术的论述作了系统的搜集整理,从中选出代表性的文章言论共120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大类,加以排比编纂,为人们研究和处理当代社会的各种实际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例证,因而刊行以后,倍受学术思想界和政治界的欢迎,有的还起而仿效,先后编出了《皇朝经世文编补》、《皇朝经世文续编》、三遍、四遍、新遍和《皇朝经济文编》等。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为先后任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的陶澍在地方上兴办水利工程、试行海运和改革两淮盐法出谋划策。特别是两淮盐法,当时已积弊甚重,官盐价高滞销,百姓也深受其累。经改革后试行“票法”,无论何人照章纳税便可领票运销,从而打破了过去行“纲法”时官商勾结、垄断价格的局面,降低了盐价,朝廷也因官盐畅销而增加了财政收入。
1829年,魏源赴京应礼部试不中,遵例以内阁中书舍人候补。这是一个在内阁中书科担任缮写文书的小官吏。清代的内阁,收藏着丰富的典籍,特别是大量有关清史的文献资料和档案。由于在此之前,魏源通过《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辑,对清代以来各种社会重大的问题和历史已有了比较系统深入的了解,加之这几年走南闯北,先后到过湖北、四川、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对各地的民情及社会现状积累了不少感性知识,因而心中开始酝酿起一个编写当代史的计划,希望通过对清朝历史的系统研究,从中寻求国力盛衰的原因和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的切实办法。于是便利用职务之便,查阅摘录了不少官方有关文献,并广泛搜罗京中私家著述和故老传闻资料,加以甄别整理,为日后的编史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正当魏源悉心关注于国内时局政治之际,一场更为棘手的外患已悄然逼近。18世纪以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崛起,其在东方的扩张也日益加剧。特别是英国,19世纪初就已完全控制了印度,接着又占据新加坡,入侵缅甸。为了改变其在对华贸易中的逆差地位,它还偷偷向中国大陆输入大量鸦片毒品,由此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健康,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加剧了清廷财政危机。不仅如此,英国侵略者还不断在东南沿海一带进行武装挑衅。当鸦片贸易因禁烟运动而遭到抵制时,便悍然于1840年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
面对英国的猖狂入侵,魏源怀着一腔爱国热血,毅然投笔从戎。1840年,正当鸦片战争的炮火连天之际,他应友人之邀,到了浙东前敌军中,亲自提询英俘安突德,向他详细了解英国的情形,并据此写成《英吉利小记》一文,向国人介绍英国的地理和其他简况。次年春,复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随其赴浙东前线办理海防。但仅数月,就因清政府战和不定,投降派处处牵制和昏庸误国,感到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愤而辞归扬州。
不久,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中坚持抗英的原两广总督林则徐,因遭朝廷投降派的排挤,被革职遣戍新疆,由浙江乘船北上,途经京口(今江苏镇江),魏源闻讯前去与他会晤。当他和林则徐相逢时,念及时势多艰,不禁感慨丛生,写下了 “万感苍茫日,相逢一语无”的诗句。这天晚上,两人同宿一室,对榻而谈,都对英国的入侵和清廷的腐败无能深怀忧虑,也探讨了对付外来侵略的种种设想。林则徐还取出自己多年来搜集各种有关国外的资料交给魏源,希望他编写一部《海国图志》,帮助人们了解当今世界大势,以便知己知彼,更有效地抵御外来侵略。魏源郑重地接受了这一嘱托。
这时,鸦片战争的局势正急转直下。1841年8月,英国侵略军攻占厦门。10月,浙江定海、镇海、宁波相继失守,两江总督裕谦殉难。接着,英军又攻陷乍浦、上海,入侵长江。清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阵的消息传来,使魏源悲愤异常,他决定从先前搜集的清史资料中整理出有关战争史的部分,先编写一部清代军事史,从中总结其成败得失的教训,为当局部署反侵略战争提供借鉴。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终于在1842年8月清政府与英国签定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之时,写成了《圣武记》一书。该书共14卷,40多万字。其内容可分为二大部分,前10卷为纪事本末体,将清朝的兴起直至道光年间的历次重大战争分6个专题加以叙述。后4卷“武功余记”,分兵制兵饷、掌故考政、事功杂述、议武4个专题,阐述作者对练兵用兵等军事问题的主张。实际上是从军事政治史的角度,考察了清代统治的盛衰大势及其成败原因。书中认为,清朝前期用兵之所以所向成功,主要是 由于当时清统治集团充满生气,善于集思广益,赏罚分明,同时机构精干,办事效率高。而其后来转向衰落,则多由官吏和军队的腐败造成。对于边疆问题,他主张慎重处理中央朝廷与边疆各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边疆屯田、开矿等经济事业,以增强西北边防。针对当时英国的侵略威胁,魏源在分析其侵略活动的形式、特点时,还提出了如何进行战、守、和的具体设想和各种反侵略的策略。这些,都显示了《圣武记》的爱国主义倾向和强烈的时代现实感。
在完成《圣武记》以后,紧接着,魏源不负林则徐之托,又于1843年初编纂成《海国图志》50卷,并先后增补成60 卷和100卷本,近百万字。该书在当时既是一部世界史地知识大全,又是一本为反侵略斗争提供各种应敌方略和情报资料的海防总汇。内容主要包括二方面:(1)  自己创作撰写的部分,即《筹海篇》及各篇总叙、后评和文中夹注。(2)  资料汇编部分,它汇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各种外国史地记载。编排时,由近而远,先南洋、印度地区,然后依次是非洲、欧洲和南北美洲各国。并根据反侵略斗争的需要,分类介绍船炮、火轮船、地雷、水雷、望远镜等西方科技发明与制造技能工艺,还附有地图70余幅,船炮器艺图式数十种。其所记载的东西,今天看来自然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中国人从上到下普遍都缺乏世界知识的情况下却很了不起。特别是书中所提供的资料和地图,大多出自英、美、德、葡萄牙等国人的著作,因而比较详细准确,远非此前同类著作中点点滴滴涉略海外情况甚至充满了奇谈怪闻可比。最为可贵的是,魏源还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反侵略的战略战术,如主张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以牵制侵略者,以及“师夷长技”,即努力学习西方近代先进科技特别是造船、造炮等工艺技术,来提高防卫能力等。在介绍西方工业机器大生产以及英、美等国的议会民主政治制度时,更表露出明显的羡慕之意。
 《圣武记》和《海国图志》的刊刻问世,在晚清知识界刮起了一股不小的旋风。前者作为中国近代第一部较系统记载道光以前清朝军事史的私家著述,打破了原先史学界只注重古史考证的沉闷氛围,开启了学习和研治当地史的新风气。后者则成为晚清进步知识分子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和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基本启蒙书。19世纪50年代,这两部书还传入日本,被广为翻刻,对日本思想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 )
1844年,魏源参加礼部会试,中了进士,被分发到江苏扬州东台任知县。1849年,改任兴化知县。兴化地势低洼,靠近高邮、洪泽两湖,秋天稻熟季节,常患水灾,严重影响收成。为此,魏源在当地设法加固湖堤,并重筑运河两堤,有效地控制了水情,保障了秋收,受到士民百姓的称赞。后来,又因实施盐法改革等有功,升任高邮洲知州。这时,他已57岁,由于连年操劳过度,身体日趋多病。
1853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克南京后,分兵北伐与西征,其部队一度逼近高邮。从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利益出发,魏源立即在当地积极组织团练,部署抵抗太平军。虽然他已为清朝统治集团效尽了犬马之劳,却仍不免为过去和他有嫌隙的淮阳兵备道以迟误驿报奏劾罢官。第二年,他才被主持安徽军务的钦差大臣周天爵请去担任幕僚,参与镇压太平军,并且官复原职。不过,这时他已年迈体衰,加之对时局有些失望,不久便辞职与全家避居兴化。
在魏源担任高邮知州期间,还利用公事之暇,致力改编明初官修正史《元史》,编成了一部百余万字的《元史新编》,目的在于总结元朝兴灭的经验教训,为清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这部史书的思想内容并无太大的特色,但在编纂方法上却颇有可取之处,主要是在纪传体史著中吸取了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的某些长处,把元代纷杂的人物分几个时期按若干重大事件或类型列成“类传”,既反映了元代历史的一些特点,又理清了线索头绪,因而受到后人的称赞。不过这本史书,他生前并未完全定稿,直至他死后40 多年,才经人整理修补刊行。
魏源的最后几年,是在参禅念佛中度过的。后来干脆迁居于杭州的佛寺僧舍,终日闭目澄心,不闻政事,绝少与人往来,于1857年悄然去世。
倡导一代经世学风的大学者,最后居然走上了信奉佛教,寻求“出世”精神解脱的末路,个中的原因确值得人回味。应当说,它既是魏源晚年目睹封建统治江河日下、回天无力而趋于失望的写照,也是一出时代的悲剧。 
                                         (胡逢祥   李远涛)     录入:良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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