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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徵的“戒奢以俭”与当今的反腐倡廉

2014-6-4 09:31| 发布者: 刘文剑| 查看: 1245| 评论: 0|原作者: 河北馆陶魏徵研究会会长 刘清月

摘要: 出身于“馆陶魏氏”的唐·贞观名相魏徵的“戒奢以俭”一语,出现在唐·贞观盛世的十一年《再论时政疏》即(谏太宗十思疏)的开篇上。魏徵总结交代的经验,系统地提出在太平盛世、经济发展时的治国理政观念,廷肃吏治 ...

提要:出身于“馆陶魏氏”的唐·贞观名相魏徵的“戒奢以俭”一语,出现在唐·贞观盛世的十一年《再论时政疏》即(谏太宗十思疏)的开篇上。魏徵总结交代的经验,系统地提出在太平盛世、经济发展时的治国理政观念,廷肃吏治的思想和实践,存在于流传后世的大量的传世著作中。这是魏徵作为封建时期“贞观盛世”的思想家、政治家的诸多思想理论建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徵一生中,特别是人到中年,政治成熟时期的为人、处事、自律、从政,处处体现了他作为盛世时期一个思想家、政治家,居安思危的胸怀和清醒。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向唐太宗四上疏文,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上疏的《十渐不克终疏》等,一系列的、大量的疏文、奏章、对话等言论,集中体现了他治国理政的理论建树,即在盛世时,更要警惕享乐、奢靡腐败等不良风气,而其中的基础是自身的道德修养,只有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如今是文明的、法制的、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同已过去的封建专制社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笔者以为,不管时代如何发展,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如何变化,在人类社会中,对于一个政权一个执政党来说,魏徵系统的治国理政“戒奢以俭”的重大哲学命题和观点,在治国理政中是关乎兴衰存亡的非常重要的大课题。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按照党的宗旨、纲领和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十八大精神,从中央政治局做起,率先垂范,提出了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开展反腐败斗争等一系列顺民心的如八项规定等反腐倡廉举措,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并对那些腐败分子“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正是传承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更是我们党的宗旨的具体体现,是一种责任和使命的担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在当今世界反对腐败,这一普世性文化命题和难题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带领广大群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道德的基础—修身 齐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终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入世”治世观念区别于道教“清静无为”“无为无不为”的积极治国理政观念。 “修身” 为本,“齐家”为辅,继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也只有把加强自身的修养当作根本,才能做到三不朽:“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经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转·襄公二十四年》

   千秋功罪,兴衰存亡,概叹世事,理解人生,纵观历史遍览典籍中的人物传记,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真理,凡是那些对国家、民族和社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思想家、政治家。不管他们所处的时代如何,是从政或是作人,无一例外的都是把自身修养,“修身”正己作为根本。“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在魏徵去世后的对他的人格评价,正应了《易经》中的那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就是强制自己,克服惰性和私欲,努力不懈,力求进步,造福天下,而最后达到人生的辉煌。

    我们所了解的魏徵,出身于一个从山东兖州任城,迁入馆陶的“三代遗直”的官宦家庭。“(魏衡)曾孙珉,始居馆陶”(《新唐书》·宰相世子表)。但传到魏徵父魏长贤时,已呈衰败之象。徵父去世,魏徵“少孤落魄”,但他的少年、青年时,正赶上隋初统一全国,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时期。隋文帝制定律令,初行科举,朝廷国子监令各州、县办学校:“诏令天下劝学行礼”。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少年的魏徵在馆陶官学,按受了隋朝规定的以《周礼》《毛诗》《尚书》《左传》《论语》等儒家经典为主的系统教育,靠着聪明好学,很快成长为武阳郡一带有名的青年才俊。

公元608年,即隋大业四年,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万开永济渠”。永济渠在馆陶城西十里,三年多的炎夏苦冬里。魏徵亲眼目睹了开渠工程和民众,在监工下所遭受的辛苦。其中在609年冬,隋末大儒王通的弟子“薛收游于馆陶适与魏徵。”(王通《中说》卷四)。薛收久闻魏徵大名,两人在馆陶相晤甚欢,经薛收荐举,两人一起跨过正在施工中的永济渠,过邯郸,来到山西万荣通化镇。魏徵在通化王通家中宿住两月余,日夕与王通谈论“六经”及历代治国经验,并结交了温彦博、房玄龄、李靖、贾琼等人才。王通称赞魏徵精通儒家治国经典,并称魏徵“之正”的身正,而且具有“颜冉”之气:“处贫贱而不,魏徵能之,直而遂,能强之。”(王通《中说》卷六)受到王通的赞扬。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年近而立的魏徵,自身的修养成熟程度,而这些表现是魏徵秉承家学,自身要求严格,且在隋末吸取圣贤的诸多修身齐家而养成。

经过隋末战乱风雨,魏徵终入大唐宫廷,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被太宗信任。再加上他勤政、廉政,鞠躬尽瘁,忠心事主,时间不长,即成为唐太宗李世民的股肱大臣而参与朝政。魏徵于贞观十七年正月去世前,唐太宗不仅亲临永兴坊的魏宅探病,还在魏徵逝世后,命陪葬离昭陵最近的凤凰山麓,还亲率皇子贵戚,登苑西楼望送,按魏徵遗嘱,丧事从简由家属用挂着白布,无任何官员葬礼文饰的素车,一路远去。唐太宗“罢朝五日”痛悼赋诗。并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没,朕亡一镜也”足见魏徵在唐太宗心目中的地位,以及在朝野的巨大影响。而五代石晋(936-949)时,刘煦编撰,书成200卷的《旧唐书》中,对魏徵:“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刘煦对魏徵高尚的人品的评价,可谓全面和恰如其分,为后人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典范,可称为“千秋金鉴”。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但不管世事如何变迁,个人的际遇如何发展,但作为社会中一个,个体的人,只有具备了一身正气,才能做到两袖清风,才能使个体为国家、为民族、献身服务的正能量发挥到极致。其中的关键即是修身正己,把握人生。“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人生的追求,也是做人的底线和目标,从古至今莫不如此。这从我们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言行及“两个务必”的教导,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以及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生历程,对家人的教育影响,无一不体现了正己、修身、齐家的高尚风范和人生辉煌。

 

二、大环境的清醒贞观 金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这是唐太宗在魏徵去世后所发的感慨和赞叹中的一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读,依笔者愚见在这里李世民的感叹,即是对他信任臣下魏徵去世的惋惜,也是对皇子、臣下、贞观朝廷的现实政治的考量----,不仅仅对立于桌案可正衣冠的镜鉴是物质层面上的、浅薄的、表面现象和见解,而是一个重大的哲学命题,是对一个人为人从政中行为举止规范的警醒,而魏徵的人品、节操、律己、廉洁、直言敢谏,在能臣良将,灿如繁星的贞观朝廷,是大家应对照学习的改模。

我们知道,唐太宗李世民是随父亲李渊,在隋末的农民大起义中,从太原起兵建立唐朝的。后来经过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终于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统一了天下,是个马上打天下的将军,大唐立国十年后,他在兄弟相争相残,血腥的宫廷斗争“玄武门”事变中夺得了皇位,一直受后人诟病。但尽管如此,他的历史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并可称为一代明君,由他开创的“贞观”盛世,被历代君王和史学家所推崇、效仿。

“贞观”立朝不易,李世民作为一代英主,他谨记隋亡教训,虚心纳谏,团结一批治世能臣精英人才,励精图治,顺应民心思治的时代潮流,按“抚民以静”的原则,制定了“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四项国策,自己也躬行节俭。很快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的太平盛世.即使是在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天下大治后,群臣上书要求营造一座高燥的台阁,以改善“宫中卑湿”的议政、办公条件,但他还是坚决不允许,说:“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贞观政要》卷六)可见他为了大唐李氏王朝千秋万代的传承,对自己的要求何等严格,也体现了他接受隋亡教训,帝王应率先垂范的远见卓识。

但“贞观之治”的二十三年间,明显地有前期、后期之分,这大约以贞观十一年为界。随着“大治”的实现和功业的隆盛,封建专治皇权的享乐、奢靡、思想和行为,已经逐渐占了上风。当然“贞观之治”后期不如前期,并不是指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而言。贞观后期的国力强大,经济发展,文化的昌盛,中外交流的密切,都是超过前十多年的。在这里仅就贞观朝廷,主要是皇帝唐太宗已不爱听臣下的谏诤,追求奢靡、享乐、游乐及修建宫舍而言。还有在朝政中错杀张蕴古,误批房玄龄等一些专制作派,而使朝政逐渐走向下坡。

贞观八年(635年)十月,唐太宗为太上皇李渊置造安身之所,在长安城北修造了养身怡情的大明宫,但未及建成,太上皇于九年五月去世,留下了空旷的大明宫。第二年的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以三十六岁的年龄病死,唐太宗十分悲痛。因贤惠的长孙皇后一直是后宫的楷模,她劝太宗纳言听谏,并对自己家族要求严格,反对外戚专权,不赞成后宫干政,并收集古代妇女突出事迹,编辑了《女则》一书,协助唐太宗开创了贞观盛世,是封建社会少有的贤后。

也许接连失去了两位亲人,使太宗觉出了人生的无常和世事变迁而心灰意冷;也许人生的欲望,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君不见此类故事从古至今,在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演绎着,呈现着,所以我们不应苛求于“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是明君,但也是血肉之躯,况且这时李世民已年满四十,国家富庶,外夷宾服,人民安康,面对朝政和谐,国富民强的物欲世界,君权神授的天子,励精图治的唐太宗象变了个人。

好在他有一班名臣良相,而其中他最器重的股肱大臣魏徵依然清醒,依然保持者他的一贯作风----经验丰富,襟怀坦荡,清正廉洁,直言敢谏,切中时弊。

贞观十一年的魏徵已年满五十八岁。上一年因为他修撰史书的功绩进爵为郑国公。但长期的伏案工作也把他的眼睛用坏了。这时的魏徵,以身体欠佳为由几次让贤、请辞,求为“散官”,但都被唐太宗驳回,还任他为“特进”----不一定在门下省值班,但要不时参议朝章国典的得失。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魏徵丰富的阅历和思考,针对唐太宗的言行和朝政现状在这年的一月、四月、五月、七月连上四道《论时政疏》的疏文。

魏徵一月上呈的《论时政疏》,重点是唐太宗兴土木,营建行宫的享乐思想,四月的上疏《再论时政疏》即(谏太宗十思疏)。五月又根据太宗追求奢靡,责罚官员,希望太宗“明德慎罚”。七月炎夏,魏徵冒着酷暑又就太宗德礼、诚信、君子、小人等用人上的问题,写就了《四论时政疏》。其中切中时弊,围绕主题“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的《再论时政疏》(即十思疏)是一篇流传千古“戒奢以俭”的范文。在此上疏中。魏徵语重心长地,针对太宗渐生骄奢的十种表现,希望他“当神器之重,永保无疆之休”则要“不忘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这一年的十一月,在长安宫内还发生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无足轻重的小事,太宗听说荆州都督的女儿十四、五岁的武媚:“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这个女人即是后来的武则天。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徵经过思考又上了《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太宗在朝廷执政、理政上有“骄奢自溢”“意在奢纵”的十种表现,提醒太宗,“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为了大唐李氏王朝的千秋万代,要“垂拱岩廊,布政天下。”再次提醒忠告唐太宗。还好唐太宗对有些事有所收敛和警醒,并对魏徵赐予了奖励。

《易经》中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句子,坤即象征大地的形势,也是时势,是社会的现实,君子就应当效法大地,以宽厚的德行,负载万物。唐太宗是了解了这一点的。魏徵去世,朝廷在治国理政,皇帝在决案,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听取不同意见的参照---正衣冠的镜鉴,作为臣下如何在朝政中,象魏徵那样克己奉公、严于律己、直言敢谏,做出合乎现实决策,是太宗所考虑、所感叹的。

针对在治国理政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按“以人为本”的原则思考民之所需,民之所憎,去检讨,警醒自己,不断的照照镜子,正正衣冠,才能抖掉灰尘,轻装前进。

“创业不易,守业更难”熟读史籍的毛泽东主席清楚的了解这一点,并在胜利后的进京前,清醒地认为是“进京赶考”,表示一定要依靠人民,告诫全党警惕腐败现象的滋生,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并在建国初期坚决地清楚腐败分子,经常“照镜子”-----镜子就是民心所向,镜子就是现实政治的存在,镜子就是现实中,国内外政权兴旺衰败的正反经验。

 

三、遗产的承继、--—责任 使命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 “相太宗十七年”的魏徵在唐太宗倡导支持下整理,撰写,记录唐以前历代大量的治国理政的正反经验。以古为鉴、利于当世魏徵在治史中,抓住贞观朝廷的治国理政的现实主题,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去摘编历代历朝的具体事例,并且在大量的摘录中,魏徵亮明观点,阐发了自己对当世时弊的认知,“以古为镜”正是有了古代的镜鉴这个参照物,使唐太宗及贞观朝廷顺应民心,走出了一条符合时代的发展之路。

盛世修志,存史资政,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中国文化的三大支柱中:国史、方志、家谱,第一位的即是国史,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此项工作,到贞观朝更是如此。而唐初的客观条件,是隋亡的殷鉴不远,民众渴求安定,而唐太宗更是希望致治,并且集中延揽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精英。此时的大唐 “远夷率服,百谷丰稔,盗贼不作,内外安静”,国家统一,人民安居,初现繁荣的致治景象,因此以史为鉴,资政的条件已经成熟。

魏徵出身卑微,虽“少孤”但他有大志,对儒家经典、道家观念、历代兴亡,当代社会底层的百姓生活,非常了解在隋末唐初的改朝换代,风雨如磐的年代,魏徵深切的理解了古代圣贤“君舟民水”的论断的真谛。玄武门之变,魏徵以耿诚的人格,过人的才华被李世民从东宫敌对营垒中选拔“弃怨用才。”当时的魏徵虽是个下级官员,但他的才名早已闻名天下,且又耿直忠心,又多掌握宫中图籍。因此,不久唐太宗即任命魏徵为詹事主薄,谏议大夫,宣慰使等。这时魏徵虽未参与朝廷的行政中枢,但唐太宗“每引入内”询以朝政,而魏徵更知李世民的大度英才。而为了防止内乱,为了大唐兴旺,在宣慰山东,解决了一系列玄武门事件遗留问题后,他即按太宗吩咐,趁着自己不在重要岗位的稍有闲暇的时间,在宫殿中钻进故纸堆,集中时间做起了学问。

唐太宗有自知之明,他说自己:“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因此十分重视学习历代治国理政经验,贞观二年唐太宗即感觉到治国理政要:“为人大须学问。”“人之读书,欲广闻见以自益耳。”(《贞观政要》卷六)为了学习自古以来治国的道理,特地嘱咐有广博学识的魏徵等人,广征博引,搜存秘府各宫所藏的群书、图籍,令魏徵编撰成了供皇子、诸王学习的《自古诸侯王善恶录》;还有魏徵以著述当谏书,花了几年功夫主编了唐以前历代兴盛衰亡的传世巨著《群书治要》。唐太宗自己深有感触地说:“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贞观政要》卷七)。而经过倒隋兴唐战争的唐太宗,对隋亡的教训也是感同身受,印象深刻。文治武功,如今他当皇帝觉得要治理好一个国家。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令朝廷定了“论隋日”,令大臣在朝堂讨论创业难还是守业难的问题。还好年轻的太宗精力充沛,在理政之余他非常重视读史,以史辅治,他经常与魏徵等大臣:“以汉文为师,以秦隋为诫,辩两晋之得失,考前朝之兴亡。”用于检讨现实,对照自己。

 “相太宗十七年”魏徵不管是在贞观初的官阶低微时,或是后来参与朝政中枢,成为唐太宗倚重的重臣时,他在处理了大量的繁杂事务的同时:“群书,务乎政术,缀叙大略。其立德立言,作训垂范;为纲为纪,经天纬地……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子孙。”(《群书治要》序)。他以对太宗及朝廷的忠诚,依托自己广博的学识和实践,辑录著述了大量的,可以开列一长串书目的史书典籍、文论要言、疏文典章,成为后代朝廷治国理政的圣本,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贞观盛世,天下太平的年代,魏徵针对太宗和朝中皇子、重臣一些腐化、享乐苗头,还有对危害百姓的腐败官员的深恶痛绝,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十思疏》):“其语道也,必先淳朴抑浮华;……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十渐不克终疏》)。“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任,省游之娱,息糜丽之作……(《三论时政疏》)“卑俭之亦岁改,骄侈之性日移。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十渐不克终疏》)。从摘录的要言警句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的高官,在盛世之际的清醒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可以说魏徵在身居高位,处在盛世时,完美地体现了一个政治家及知识阶层“修齐治平”中的思考,可以肯定他的“戒奢以俭”的思想理论是盛世时期,治国安邦的圭臬和金鉴。

“往事越千年,”历史是一面镜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读,历朝历代的兴盛衰亡有着它的规律性。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于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解放后周恩来总理狠批了一些人:“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作官,全家享福,请客送礼。”的现象,并提出要学习魏徵的精神。作为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执政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注意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经验。特别是在执政后的反腐倡廉,顺应民心方面,有很多好经验好事例。

 

不是结语的结语

 

古代贤哲谓天,地,人为三才。天时,地利,人和,占其一,就可能事业有成。但盛世时期如何使事业延续发展,“戒奢以俭”“反腐倡廉”是关键节点的极其重要的举措。以上笔者依唐太宗对魏徵逝世后的感概,赞叹的三镜之说,从天道,地势,人和的三个方面,对唐“贞观之治”的形成和发展作了客观地解读。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何谓历史,按有关词条解释,是过去的事实及记载,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如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河,时而激流澎湃,时而微波荡漾。战争和平,兴盛衰亡,明君良相贤臣,昏君奸佞不肖,忠奸演绎,经纬分明,构成了一幅幅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或壮丽,或悲凄,或嫚妙,或丑陋的世态万象的、兴亡衰治的正剧,喜剧,闹剧,悲剧。但不管是急流险滩或是小桥流水,都阻挡不住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脚步。

如今的时代,是根本区别于旧的封建专制社会制度和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经济社会。工业化,信息化的现代文明,是当今的时代特征,而代表了劳动人民根本利益和有着崇高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从星火燎原冲破封锁压迫,到抵御外侮翻身解放执掌政权,她的领导人和治国精英,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在实践中听取百姓呼声,坚持立党为公,坚持为人民服务,按三个代表的要求,独立自主,以人为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工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成就。

进入新世纪,党领导人民坚持改革开放的发展方针,但居安思危,我党近百年的历史和数十年的执政史,使党中央清醒的意识到中国现实国情。由于封建意识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在新形势下执政中发生的问题,如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在一些地区和部门还相当严重,一些党员干部忘记了党的宗旨,当官作老爷,追求奢靡的生活等,这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虽然腐败是世界性的问题和难题,但我们是无产阶级执政党,是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先进组织,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但我们有人民群众的拥护,有批评的武器,牢记宗旨,常抓不懈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好在我们执政党的领导集体,集中了一批人民信赖的中华民族的治国精英,他们善于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十八大以来的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用集体的智慧,清醒的头脑来看待形势,作出了一系列的反腐倡廉的重大决策。清醒的认识到“奢靡之始,危亡之渐”虚心听取基层民众的意见,针对形势主义官僚主义和奢靡之风,在党内开展了以作风建设为主要内容,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党的领导干部发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号召,要求广大干部志存高远,始终心系党,心系人民、心系国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在推进强化党风廉政建设的同时,从上到下对党内的腐败分子“老虎”“苍蝇”一起打,从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规范制度,加强监督,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这些使我们看到了光明的前途。

千年前魏徵的“戒奢以俭”与今天的“反腐倡廉”两者即有区别,但更有她内在的联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延续与发展。盛世以史为鉴,盛世反腐倡廉,是有她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如今我党强基固本,依靠人民夯实执政之基,要求干部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依法行政,打铁还需本身硬,只有这样,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才能带领人民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认识到这一点,对如今盛世反腐倡廉,更有他的特殊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这便是笔者的认识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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